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都开始重视公民对政府具体议题的参与，但是，这种参与中的议题由政府确定，程序本身也由政府确定，在一些地方成为为地方政府行为合法性走秀的形式。
随着调整社会关系手段与方法的提高，自发式、主动性的宪法调整已成为现今宪法发展的主要方式。自制规章是一个庞大的存在，至少在我国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渊源。
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一般认为肇始于美国1787《宪法》，因此，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分也是在此后才产生的。因此，他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宪法可以定义为普通法宪法与制定法宪法。[21]首先，党的政治报告也好，国家机关的例行工作报告也罢，其侧重的是总结性与政策性内容，有适用上的时效性。有学者将基本法以小宪法替宪法性法律，[41]存在的问题还是一样的。[35]宪法性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它们与其它法律一样都是对宪法的‘规则化，但又与其它法律明显不同……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法，是‘国家法，是‘权力法和‘权利法。
上述几种涉及宪法惯例的观点明显偏离了宪法基准。现代法律中，习惯是指在特定区域被长期公认并已经获得法律效力的专门规则，它不同于该领域的一般的普通法，但又不与之冲突[23]。就甲而言，它在这一具体的权力行使过程中，仅仅具备了名义这一要素，与职权和责任严重分离。
同时，从例二甲的情形中还可发现，即便只具备责任一个要素，也可能成为行政主体。比如，当前我国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责任两种要素的确定依据并不完全一致，主要体现在职权可以依据三定方案来确定，而责任则不能。应松年、朱维究编：《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真正的研究始于后一阶段。
陈迎：《行政主体理论之评析》，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0期。在这种情形下，并不需要规章中明确规定其具备法律责任。
[19]因为甲是县级工商局的派出机构，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它可以对于违反治安的行为进行处罚，这就意味着它进行治安处罚的行为属于有名无权。[11]参见《行政诉讼解释》第19条。因为作为一类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这一概念就已经包含了权责一致的内在逻辑。而行政主体内在结构的研究关注于行政主体静态的内部关系，集中讨论职权、名义与责任的界定与协调的技术与规则，使得我国行政主体不仅有多样统一的外在形象，而且有血气通畅的五脏六腑，形成内外协调、内通外顺、多样并存却又完整统一的理论建构。
责任 必须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对越权承担责任：超越授权幅度与超越授权种类） 必须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对越以该机构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职权来确定。在这种情形下，被组建的机构是否具备责的要素，取决于具体行使权力时该地方政府有无制定规章来授予其相应职权。行政主体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王名扬教授的《法国行政法》（1988年）。[16]因为，甲与乙之间的委托关系合法成立在先，乙以自己名义行使权力的行为不能否定这一法律关系。
可以称之为反思性研究阶段。（二）以责权名为冲突协调规则在前文例一与例二中，例一中的甲（有权有责）与例二中的乙（有权有名）都具备了三个要素中的两个要素。
可见，在这一情形中，行政复议机关有两个：即海淀区工商局和海淀区政府就甲而言，它在这一具体的权力行使过程中，仅仅具备了名义这一要素，与职权和责任严重分离。
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迎：《行政主体理论之评析》，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0期。这是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自产生之初就潜含着的根本规则，也是在法制实践中当权、名、责三者关系不明朗时应当首先适用的解释规则。（二） 权、名与责相分离例二：市政府（甲）依据本市三定方案组建某一机构（乙）并赋予其一定职能，而乙的这些职能并无法律、法规或规章来授权。如《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这些规则使得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不断地包容并化解其内在的冲突与张力，使得我国行政主体的理论内涵随着我国法治实践的发展而生生不息。
[5]张树义、方彦编：《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20]参见《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3款。
在这一规定中，上级行政机关和下级行政机关都享有法定的职权，也就都具有独立的责任，此时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完全取决于第三个要素名义。张树义：《论行政主体》，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4期。
[24]从上一级机关复议管辖的原则出发，我们无法确定行政主体（即复议被申请人）到底应为海淀区工商局还是某工商所（甲）。例五：北京市海淀区某工商所（甲）以自己名义作出某一行为，此时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乙）可以向海淀区工商局或海淀区政府申请复议。
如《行政诉讼解释》第19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17]对于甲而言，它具备了职权、责任两个要素，却与名义相分离。依据现行有关规定， 在这种情形下，甲是一个行政主体，乙显然不是行政主体。另一方面是行政主体并非真正独立的赔偿主体。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三、我国行政主体构成要素的关系协调现行的研究似乎普遍认同，权、名、责之间的不统一性所带来的现实张力已经很难在行政主体的内在结构中予以协调。
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18]参见《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1款。
可见，我国行政主体法律责任的确定排除了以非法制化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只要具备了其中三个要素的一个或者两个都可能成为行政主体，并不严格要求其三者全部具备而完全符合。
我国行政主体授予职权的确定依据则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三）以最大化权利救济为补充适用规则在前文例三中，工商所（甲）仅仅具备名义一个要素，依据现行的有关规定它不是行政主体。[9]参见任进：《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若干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因为，在通过法制化的方式取得授予职权的情形下，我国现行的有关规定实际上已经蕴涵着一个基本规则：即，权责一致。
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三者之间的不统一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种情形。[2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法定职权来自于非法制化的政策文件。
因此，有的学者主张应当割断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之间的密切关联性，重回保证行政组织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一根本目标来对行政主体进行重新定义。对于甲而言，它仅具备责任一个要素，与职权和名义相分离。
相较于西方的行政主体理论，我国走的是一条逆行道。（三）有利于深化行政组织的研究这是我国行政主体内在结构研究最终目标和根本价值。